余光中先生逝世，再读一读他的诗句吧！

2017年12月14日，台湾文学家、著名诗人余光中病逝，享年89岁，代表作《乡愁》、《白玉苦瓜》等。

余光中曾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呓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

他曾在《当我死时》这首诗里，表现自己对祖国母亲的无限思念。诗人把祖国比作一张“最纵容最宽阔的床”，希望自己死时能“坦然睡去”，这实际上是把祖国当作是人生最终的也是最圆满的归宿。

余光中语录

来源/维基语录

今生今世，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一次，在我生命的开始；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终。第一次，我不会记得，是听你说的；第二次，你不会晓得，我说也没有用。

——〈母难日〉

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妻子是不一定的，更别说情人外遇，但母亲是无可替代的。

——〈从母亲到外遇〉

少年时代，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无非1842年的葡萄酒。

——《白玉苦瓜》序

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

——《逍遥游》后记

对一位作家来说，他一生的作品就已是最深刻、最可靠的自传了。

——《九九重九，究竟多久？》

每次听人阔谈什么“生涯规划”之类的高调，就非常惭愧，觉得自己真是苟且极了。正如办手续要填表，到了“永久地址”一栏，就不胜彷徨。我哪来什么永久地址呢？似乎该填“阴府”，那未免太沉重了；也可以填“天国”，却又乐观得不负责任。从中文大学到中山大学，二十四年来我住的都是不永久的宿舍，“退休”就等于“退房”（checkout），哪来永久地址呢？

——《九九重九，究竟多久？》

我就是创造台湾文学，我自己就是台湾的文学家。

——《文言文之争杜正胜vs.余光中》，TVBS新闻，2006年2月23日

我能当千年的作家，后人会继续读他的文章，但部长可以当多久呢？

中文是探索中国文化宝藏重要的线索。若把中国文化比方为一个大圆，圆心无所不在，而中文乃其半径；中文能走多远，中国文化的大圆就有多广。身为作家，我的责任与使命，就是延长半径。

——胡展奋、沈立生 撰稿，〈余光中印象〉，《新民周刊》20080607期，2008年2月14日

高度的幽默往往源自高度的严肃。说幽默的人灵光一闪，绣口一开，听幽默的人反应也要敏捷，才能接个正著。这种场合，听者的悟性接近禅的顿悟。

——《谈幽默》

我们这儿的文学教授们，只有在“长期发展科学”的名义下，才能申请到文学研究的津贴；好像雕虫末技的文学，要沾上科学之光，才算名正言顺，理直气壮。

——《给莎士比亚的一封回信》

我们是一个讲究学历和资格的民族：在科举的时代，讲究的是进士；在科学的时代，讲究的是博士。

——《给莎士比亚的一封回信》

不见狼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

——〈狼来了〉，1977年8月20日《联合报》12版〈联合副刊〉

公共电视台的发射台不是象牙塔，而是文化站；其社会教育的功用，一如报纸、期刊、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今日我国的自由社会，说得好听，是扩大了政治与经济的活动空间；但是对于不少自私的人说来，不过是为政治的争权、经济的夺利提供了更多机会而已。身为“文化饿莩”的观众，我们这些未被照顾的选民，不也应该起来争取我们的“权利”──文化的权利──吗？

——《文化，是国民的权利》，1992年4月18日《中国时报》46与51版〈人间周刊〉

我心中有猛虎，细嗅蔷薇。（In me the tiger sniffe the rose.）

——译英国诗人西格夫里·萨松的句子，说的是人性的两面：阳刚与阴柔。

孩子,我希望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可以是农民,可以是工程师,可以是演员,可以是流浪汉,但你必须是个理想主义者.童年,我们讲英雄故事给你听,并不是一定要你成为英雄,而是希望你具有纯正的品格。

——《写给未来的你》

我能够想象，人生的两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余宅的四个小女孩在假想敌环伺之下，已变成了四个小妇人。若问我择婿有何条件，一时倒恐怕答不上来。沉吟半晌，我也许会说：“这件事情，上有月下老人的婚姻谱，谁也不能篡改，下有两个海誓山盟的情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我凭什么要逆天拂人，梗在中间？倒不如故示慷慨，伪作轻松，博一个开明父亲的美名，到时候带颗私章，去做主婚人就是了。”

——《关于女儿，我有四个假想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