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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彭燕郊丨每周六,我们在南门口像地下党一样交换书籍

我和彭燕郊丨每周六,我们在南门口像地下党一样交换书籍

△彭燕郊送我的几本书。这些书都是他在旧书店淘的,上面盖着不同单位的公章。如“邵阳市第几中学”之类的字样,应该是“破四旧、立四新”的时候流落出来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刚二十出头的王平与年长他三十岁的彭燕郊先生相遇了。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里,这一对忘年交最快乐的时光,便是躲在小工厂的墙根下捧着书扯谈,扯出些即远即近的梦想。

每周六,我们在南门口像地下党一样交换书籍

——我和彭燕郊的故事

口述:王 平

记录:吴 睿

供图:王 平

我跟彭燕郊先生的交往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且有些传奇色彩。那是一个最黑暗、最压抑的时代,尤其对于我这样内心里还存有一些幻想,喜欢读书的年轻人而言。

那时候我二十刚出头。因为出身“黑五类”,只能在南门口城南路上的一个街道工厂做车工,不可能进国营工厂。不过在此之前,我在长沙机床厂做过一阵合同工(比临时工稍好点),干的是几乎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起重工。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开刨床的正式工人,他喜欢写诗。我离开长机以后,他还经常找我聊文学。有一次他悄悄跟我说,他认识了一个很有来头的人,以前是个诗人,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在北区阀门厂做油漆工,说什么时候可以一起前去拜访,这个人就是彭燕郊。

我和彭燕郊丨每周六,我们在南门口像地下党一样交换书籍

△1982年5月,我结婚。彭燕郊送了我一本库普林的《决斗》,现在想起来,结婚送《决斗》,还真有点意思,这也是我收到的最特别的结婚礼物。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和他去了彭燕郊家。刚开始,彭燕郊对我们的到来多少有些警觉,但看得出来又很矛盾。他内心是渴望和热爱文学的年轻人交往的,但又怕惹事。尤其他的爱人,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精神受了很大刺激,任何陌生人到家里来都很抵触。

现在回想起来,彭燕郊那时不过五十多岁,但头发已经花白,整齐地梳到脑后,笑容真挚,显得温和而睿智。但双手粗糙,当时我还有些不解,一个诗人的手怎么长得像种地的农民的手呢?

我是带着自己写的诗歌找他请教的。还记得有首诗的灵感是在蹲厕所时产生的。阳光透过窗户把树影投射到厕所墙上,本来墙壁就斑驳,那影子看上去就像一幅独特的版画。但因为发生在厕所,便有了一种与美的疏离和反衬。我这人讲话率性,他问我什么时候写的,我说是上厕所时写的,他当时就笑了一下。出来后朋友怪我不懂事,说诗歌是最美好的东西,我居然把它和厕所连起来,彭老师肯定觉得是一种亵渎,因为那时诗歌在我们心里是非常神圣的。但这件事情似乎并没有影响彭燕郊对我的印象。后来,那位朋友反而去得很少,我去他家次数却多了。慢慢的,我和他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也许和我初次见面的坦率有关吧。

那时我们惺惺相惜,我写的东西想请他看,他有时就约我去他工作的阀门厂。阀门厂在南郊树木岭,骑单车要骑个把钟头,但一点也不觉得累,只有隐隐的兴奋。进厂后,满眼都是生铁铸造的、不同几何形状的阀门。每回找到油漆车间,远远的,都看见彭燕郊在认认真真刷油漆。那个场景令我非常感慨。他见我来,就把满是油漆的帆布手套摘下来,放进他的铁柜子,再从里面拿出两本书,还左右望一下,生怕别人看见,然后偷偷领着我到车间外边一个僻静的墙根下,躲在那里扯谈,也对我写的诗提些意见。

我和彭燕郊丨每周六,我们在南门口像地下党一样交换书籍

△1984年10月,彭燕郊赠与我平反复出后的第一本诗集《彭燕郊诗选》,里面有我最喜欢的一首诗《小牛犊》,开头安宁美好,结尾惊心动魄。

当时彭燕郊住在烈士公园附近的砚瓦池,是省博物馆的老平房宿舍。我住在南门口的倒脱靴,一南一北。阀门厂在长沙的更南边,离他家就更远了。彭燕郊每天上班下班早出晚归,有蛮辛苦。但即便如此,在有段时间里,每逢周六下午下班,他中途都会在南门口公交车站下车,然后步行到我家里来送书给我看。他到南门口的时间几乎固定,误差不过几分钟,到了我家也不进门,给我书的时候我同时把上次看完的书还他,就像地下党情报员接头似的,匆匆说两句话就走了。以至每个星期,我都盼望着这一个下午。后来觉得于心不忍,估摸着他要到站了,便往公交车站去碰他,且经常在中途碰见。当然也有时他并没有来,这时我就会感到很失落。这个习惯至少持续了两三年。

后来关系更熟一些,每隔十天半月,我都会骑单车到他家去和他聊天,偶尔帮他做点杂事。我有个朋友是木匠,还请他给彭燕郊做过一张书桌。还依稀记得因少了木料,有只抽屉没做完。久而久之,他爱人张老师对我也没了戒备,还会打打招呼泡杯茶,有时候我甚至还可以蹭顿饭。记得还吃过张老师做的冬瓜盅,做法是将一只小冬瓜切一小半,成碗状,放入肉泥入锅蒸熟,又好看又好吃。他们的女儿丹丹那时才四五岁的样子,红朴朴的小圆脸,大眼睛,长得很可爱。我听彭燕郊聊文学,或听他讲过去一些文艺界的故事。其实他跟胡风并没有什么深交,只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胡风主编的杂志《七月》上发表了一些诗歌,彼此通过几封信而已。1956年反胡风时,在胡风家里搜到了他写给胡风那些信,就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

在彭燕郊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藏书。他家有三间房,是通间。除了一张床和简陋的桌子,就是书架书柜了,总之什么空隙都塞满了书。我惊讶,为什么“文革”初期没有把他的书抄掉?现在想起来,恐怕与他五十年代即被开除公职,过早沦落社会底层,乃至无人问津多少有关吧,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那些书就是他的命,乃至有一次搬家,他爱人耽心出事,一度想让他把书处理掉,他为了书的去向急得要命,还跟我商量有没有地方藏。当然最终还是将书搬进了新家。他不敢惊动任何人,只找了我当搬运工,他搬家其实就是搬书,我替他借了部板车,两个人搬了两三天。

除了书,他还藏有大量西方及俄罗斯的绘画作品,当然都是些印刷品。但即便如此,也令我大开眼界。我在他家第一次欣赏到了莫奈、凡高、毕加索,欣赏到了列宾、列维坦,知道了什么是印象派和立体主义,什么是俄罗斯巡回画派,并且迷上了被誉为“森林的歌手”—— 俄罗斯著名风景画家希施金的作品。此外彭燕郊还收藏了很多黑胶唱片,要用手摇唱机放。我经常和他偷偷躲在他家里听贝多芬,听肖邦。把窗帘拉上,只放很小的声音,耳朵贴着听。那个时代,这种行为毫无疑问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情调,我的罪名倒是小,但他,足可以被扣上腐蚀毒害青少年的罪名。跟我交往,他承担的风险要大得多。我就是这么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而他很可能会受到新的打击。所以现在想起来,他爱人对他的耽心和最初见到我时的谨慎甚至胆小,都是完全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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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6月13日,彭燕郊去我家未遇的留言条。当时我仍住在倒脱靴。那时无电话,不能事先联系,找不到人是常事,写留言条也是常事。留言条的内容如今读来倍觉亲切。

他非常爱惜自已收藏的这些东西。有一次我弄丢了他一本书,他很生气,眼泪都出来了。他每次借书给我,都是用牛皮纸或白纸包起来的,就是怕弄坏。因为他对文学的非凡鉴赏力,我在他那里受到了极大的启示和熏陶。而且我是一个街道工厂的小工人,在那个时代是几乎看不到任何想看的书的。如果说我在“文革”期间看了很多有味道、有价值的书,毫无疑问是通过彭燕郊。他很全面地让我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他借给我的书,类别也很广泛。譬如诗歌,除了传统的普希金、拜伦、雪莱、济慈等人的,还有现代派诗人波特莱尔的《恶之花》等;我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了金斯伯格的名字和他的嚎叫派诗歌,读到了不少从未听说过的国外小说家如蒲宁、库普林、迦尔洵等人的作品。后来还读到了北岛等人创办的地下文学刋物《今天》。有一次我写了个电影剧本,他觉得不错,于是又借给我了好多电影和戏剧方面的书,包括《戏剧思想史》、《世界电影史》这一类。现在我还留存了一本笔记,回头去看当时摘抄下来的东西,大都还是经典的理论,并没有过时。其中契柯夫的戏剧《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尤其令我深受震动,使我当时非常喜欢契柯夫。

“再这样生活下去是不行的,无法忍受的!”这是活跃在契柯夫戏剧中的一种燥动不安的思想,直刺我的内心。

笔记中还有段摘抄很符合我那时的心境:“理想,当它还没有转化为为实现理想的斗争的时候,当它还没有产生公开抗议的力量的时候,便注定了只能隐蔽的存在,它变得模糊渺茫,可是它被压仰得愈深,就愈痛楚地啃啮着人的灵魂。”

正是跟彭燕郊的交往,让我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身处的那个时代,迟早会产生巨变。那个时代如此荒谬,把所有正常的东西全方位颠覆,所有人都狂热,全部丧失自我,我坚信是不可能这样长期持续的。

我的青年时代是在“文革”期间度过的。那个期间和彭燕郊建立的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是我的精神支撑点,是我一辈子最深刻、最值得珍惜的事。我和他是真正的忘年交,他大我三十来岁。那时我爱好文学但苦于找不到良师益友,而他恰恰出现在我的面前。想到这些,我对他感激不尽。

“文革”结束以后,我们继续还有来往。彭燕郊的处境很快改观,首先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平反,后来恢复湘大教授职务,不久又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地位改变了,很多荣誉都来了,在这个时候,我反而跟他有些疏远了。我的命运并没有因为“文革”结束而改变,因为我无“反”可“平”。我还继续在街道工厂工作,和他见面的时候显然少了。他仍旧对我很好,很客气。但我却隐隐地有一种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的感觉,说不清道不明。毕竟,我和他产生了事实上的一种微妙落差,虽然这种落差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心理上的失落感——我本来是个工人,后来仍旧是个工人。而他本来是一个在文艺界有影响的人物,平反昭雪恢复职务,鲜花和掌声接踵而至是理所应当的。不过“文革”之后,大环境变了,人的境遇和心态也慢慢在改变,但是相互间的珍惜度反而降低了。对此我毕竟有些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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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与彭燕郊的合影。省作协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摄于湖南宾馆。这是我和他认识近四十年来,唯一的一张合影。

直到1987年,我的命运终于有了转机。我告别整整工作了十八年的那家街道工厂,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作家班),毕业后调入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再调入省新闻出版局参与创办《书屋》杂志。

大概是九十年代初期吧,因为彭燕郊与他人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私事,虽然与我没任何关系,却把我卷入其中,使得他对我产生了很大的误解,乃至和我有所疏离,以后的来往变得更少。但我不想为尊者讳,他有些事情的处理确实不甚得体,但世间哪有完美无缺的人呢?

2008年3月,彭燕郊先生因病去世,享年88岁。我没有被邀去参加他的追悼会。只有这张2004年第六次省作代会上在湖南宾馆和他的合影,还有多年前他送给我的几本诗集和一部分书,成为我对他深切的怀念。直到晚年,彭燕郊的思想仍然鲜活灵动,并创作了大量可以載入文学史册的诗歌,这是非常罕见的。彭燕郊是真正的天才,他是因诗而生,唯诗而生的,毫无疑问。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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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湖南长沙人。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纪实摄影家。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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