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从电视史书写看当代公共文化的变迁——评常江《中国电视史：1958-2008》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电视业之一，但对于中国电视业历史的系统研究，却长期处于较为有限、稀缺的状态。上一部影响卓著的“中国电视史”学术专著的出版还在1991年，其作者是清华大学教授郭镇之。相比之下，英美学界对于本国电视史的研究会丰富许多，如Peter Graham Scott对英国电视史的系统研究，以及Gary Edgerton对美国电视史的综合性考察，等等。对于电视这种既对社会文化和公共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力，又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每一个细节的强势媒介，系统性的历史研究理应被置于一个重要的位置之上。

所幸的是，在第一部“中国电视史”出版27年之后的2018年，亦即中国电视诞生的第60个年头，同样来自清华大学的青年学者常江续写了中国电视史的学术档案。他刚刚出版的专著《中国电视史：1958-2008》将中国学界对中国电视业发展变迁的历史的研究节点从郭著的1988年向后推进了30年，并提出了原创性的主导中国电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纪实、审美、规训三套话语的交互作用。对此，新闻史学泰斗方汉奇先生评论称：“常江的这部专著适逢其时，弥补了……学界对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电视史的总体性考察和阐释的缺失。”

第一时间读罢这本专著，最强烈的体会是其如何准确而有力地通过电视业的发展兴衰的历史，折射出了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化变迁的轨迹及命运。中国电视自50年代末期骤然诞生后，在随后的几十年发展中方兴未艾。无论是80年代的“文化电视”，作为大众启蒙的文化场域，承载着那个理想主义时代的普罗大众最质朴的愿望；还是90年代的“商业电视”，使得电视有了市场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或是进入新世纪，电视则成为“大国崛起”之梦最重要的符号载体，扮演了中国社会面向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橱窗……常江博士的电视史书写，既是对中国电视业半个世纪发展沉浮的忠实记录，也是对于中国当代社会价值体系与流行形态的变迁规律的隐喻和映射。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部著作体现出了与其前辈学者不尽相同的一些特色。这些特色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史论结合的综合性研究框架。作为一位在文化研究、传播理论等领域颇有建树的青年学者，常江对于历史的考察并没有局限于历史本身，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基于历史的理论建构。他所采用的话语分析方法是一种带有后结构主义色彩的历史考察方法，强调对历史文本中的“细节”及“边缘”资料的挖掘和阐释，进而能在语言和表意的层面上完整勾勒出某一领域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总体风貌，再通过结合语境的分析，得出具有广泛解释力的规律。通过考察围绕电视的属性、功能及文化潜力形成的各种文本，如流行电视杂志上刊登的剧评、业界围绕新闻真实性问题展开的讨论、各类行业研讨会的实录等，常江对这一时期的电视文化的总体话语做出了较为精确的归纳，并以此为基础最终发展出了独创性的“纪实、审美、规训”阐释框架，做出了他对于历史的解释及行业未来发展的观察。可以说，基于史料的理论化工作，以及建立在史论结合之上的阐释框架，是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

第二，文化研究的理论观照。常江最主要的研究兴趣体现在媒介与文化研究（media and culturalstudies）领域，他近年来的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学术作品也主要发表在诸如《欧洲文化研究学刊》（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国际文化研究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等文化研究领域的权威英文刊物上。这样的研究背景不可避免影响到了他对历史的考察和解释，集中体现在：他更加重视电视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普通人围绕着电视而生发的“自下而上”的声音。在《中国电视史：1958-2008》中，常江对于诸种电视文本的考察，都较为充分考虑到了其在“日常生活”维度上的意义，因而得出了逻辑完整、论调公正且体现出文化研究特有的“温情的理解”的结论。

第三，原创性的媒介史叙事。对于这样一部媒介史学术成果，常江基于前文所提到的“史论结合”及“文化研究”的特色，创立了一种既符合历史研究规范，又有内在的逻辑体系的叙事框架。从宏观的叙事结构上看，全书以历史年代作为叙事的基本单元，概括出中国电视业发展的一般进程，且符合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在微观的叙事结构上，常江将对于特定阶段的历史的阐释划分为社会（语境）史、文本（节目）史及机构（台网）史三条既彼此并行、又相互交缠的叙事线进行展示。这样的叙事框架既确保了对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尊重，也体现出对于电视行业自身规律的服膺，体现了媒介研究和历史研究有机结合的优势。

第四，在“关系”中把握行业发展的规律。这部《中国电视史》明显受到了媒介社会学研究思路的影响，这集中体现在其特别注重在电视业与其他行业及社会领域的关系中，挖掘前者自身的规律。这种“去中心化”的媒介史研究路径由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的《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一书所开创（常江正是本书的译者之一），其强调不同社会领域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从而有力地解决了传统新闻史研究封闭性较强、对其他学科参考性较弱的问题。例如，在对90年代初期全国电视剧生产格局的分析中，常江从当时北京、上海、广东三地本土文化发展的态势切入，深入阐释了“前卫视时代”电视剧本土文化特色形成的社会动因。这种在“关系”中挖掘和阐发推动历史的社会动因的研究思路，使得本书具有一般性的新闻史著作少有获得的解释力。

除此之外，常江的这本《中国电视史：1958-2008》还体现出一本历史著作所应有的科学和严谨态度。全书共50万字，共涉及参考文献400余种、注释近3000条，其中既包括大部分研究者都很重视的官方统计资料和行业史志，也包括作者特别善于挖掘的行业文本和民间话语，工程量浩大。在后记中，作者提到了一个关于史料整理工作之繁重的细节：由于很多早期的电视行业刊物都没有电子化，因此他自己完成了对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143本《大众电视》杂志的主页拍摄与储存工作。本书写作的工作量之大、资料整合及分析之浩繁，令常江的前辈郭镇之教授感慨：“他要从汗漫无边的资料中爬梳整理，才能够理清已然十倍、百倍于30年前的电视行业资料……我佩服常江的勇气。”

至于为何在中国电视诞生60年的时候出版一部只涵盖前50年历史的著作的选择，则体现出作者在科学精神上的考量，那就是与研究对象保持必要的“批判性距离”的需要。用常江的话来说，这样既可以避免由于和研究对象过于接近而导致自己做出不够理性和清醒的判断，也给了自己充分的余地对于相关资料，尤其是亲历者的文字记录、转述、回忆、评论等书面材料进行交叉验证。

当然，作为一位有着自己的理论取向和生活经历的学者，常江对于中国电视史的阐释自然也体现出了一些他本人特有的研究特点，如其本人在书中所反思的那样：作为电视观众的接触经验和文化记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研究中对于史料的选择及对历史过程的叙述。不过，作者并没有回避历史研究者的主观性的问题，他援引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关于“历史学家是语言学家”的观点，强调无论历史的研究者还是历史著作的读者，都应当接受“历史本身的纯粹客观性”和“历史叙事的文学性”之间天然的不调和性。其实，研究者的态度在任何时候都是其研究著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他们共同构成了我们对于借助他人撰写的文本理解历史的一般性路径。

不过，对于一位普通读者来说，本书的“可读性”也是它最吸引人的部分。由于电视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成长记忆的一部分，因此每一个人都能从书中找到让自己感触或沉思的细节。这点点滴滴，既构成了中国电视史的学术纹理，也长久地存在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成为关于国家历史的不可磨灭的文化档案。在这个意义上看，常江的这本《中国电视史》不仅属于学术圈，更连同其他社会领域的历史叙事，共同书写并见证着当代中国公共文化的变迁轨迹。

书名：《中国电视史：1958-2008》

作者：常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月

作者：何天平

编辑：汪雅青 张榆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