尿毒症患者的“豪赌”和吞噬他的地下生意链 丨手记

文丨苏惟楚

在被尿毒症折磨了近5年后，正规医院排队等不到肾源，江苏人黄守义（化名）选择通过地下中介买肾，并前往千里之外的湖南湘潭接受手术。他为此支付了数十万元，近乎倾尽家财。

但最终手术失败，在讨回全部手术费用的拉锯中，黄守义选择向官方举报，湖南省第一例非法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案由此浮出水面。

我是在黄守义去世后146天开始跟进的。此前，湘潭岳塘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对8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我和同事在还原黄守义和供体张显（化名）的人生轨迹外，也试图复盘这一地下交易和手术过程。（编者注：复盘稿件已在搜狐号“后窗”刊发，《一起“致命”换肾手术：成员分布7省，还原地下肾脏利益链》）

一个中国病患的缩影

我到湘潭的那一天，黄守义的妻子陆文英（化名）也来了，她是来法院询问开庭时间，以及询问是否有讨回钱款的可能。这是自丈夫逝世后陆文英第一次踏足湘潭：“如果不是真的过不下去了，这辈子都不会来”。

我们前后共处了8个多小时，聊的都是黄守义。在前往湘潭的路上，我曾设想过，这是一个人为了活下去做了很多尝试，最后不惜“豪赌”的故事。在跟陆文英聊天时，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在做出很多选择的时候，他不仅仅是他自己，他还是丈夫、是父亲。他的求生，不仅仅是出于一个人的求生本能。

黄守义的求生历程，我在很多病患身上都见过。

陆文英告诉我，在2016年，黄守义听说到安徽有一个民间医生，据说喝了他开的药，几个疗程后就能彻底痊愈。黄守义执意要去，这是他和陆文英唯一一次因为就诊产生分歧。黄守义还是去了，他兴冲冲地从安徽回来，喝了两个疗程后，没有丝毫起色。他闭口不提此事，陆文英也不再提。

类似的故事，我之前就见过很多。

医疗是一个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领域，普通患者们面对复杂的医学名词几乎毫无招架之力，更别提互联网和生活中还处处是坑。魏则西事件爆发后，随之涌出了大量类似受害者。不乏声音嘲笑受害者“愚昧”和“冲动”。他们没有做出所谓正确的选择，也许是因为，那些在一部分人看来是“常识”的事情，可能从未在他们的视野中展开；也许是因为，人们居高临下的讨论，早已脱离了病患的叙事框架。

除了疾病本身带来的痛楚外，对于病患而言，疾病带来的恐惧、羞耻都会加剧他们的痛苦。而目睹这一切的他们的家人，也时刻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他们愿意为摆脱这命运付出任何代价。

我之前见过一位渐冻症患者的家属。她目睹着丈夫从手脚乏力到卧床不起，再到仅能开阖眼皮。现代医学对此束手无策。她告诉我：“那时候我什么都愿意做，除了跳大神，我连喝符水都考虑过。万一有用呢? ”

她知道很多做法荒诞可笑，但另一方面，她总是想：“万一这个有用，我却没有尝试呢”？

我猜想，黄守义在选择地下手术的时候，也经历过类似的挣扎。他知道这不合法，他知道自己要面临风险，但那时候，对于黄守义而言，别的选项没有向他打开窗户。

在他患病的第一年，向医生咨询肾移植手术的时候，医生告诉他：别等了，等不到的。

地下器官利益链吞噬了所有人

黄守义和妻子怀揣着希望奔赴上千公里，但这场手术的风险仍然超乎他的想象。配型结果被隐瞒、手术器械短缺、团队技术不熟练、肾的接口位置出现了问题。时至今日，在肾移植和尿毒症的百度贴吧里，仍有地下中介公然叫卖，有人会讲述自己朋友买肾后的幸福生活，有人因此心动。而现实生活中，在黄守义之后，中介们原本计划还要做3至5例手术。

（湘潭华侨中医医院）

手术失败后，黄守义的生活回到原点。负债之下，讨钱未果，他揭开了盖子，把这场交易暴露在众人面前。

而在另一端，20岁的张显回到了家乡。办案警察对这个孩子印象不错，他用“老实”形容这个年轻人。拿到4万卖肾钱后，张显做的第一件事是还了欠下的网贷，最后口袋里只剩下5元钱，连话费都充不起。但手术给他留下了颇深的痕迹，他无法承担重活，也为能不能和女朋友结婚而焦虑。

在肾移植的贴吧里，不断有人留下自己的手机号和血型，表示急需钱，可以卖肾。看得人一阵心悸，你无从知晓，那后面，是一个张显，还是一个控制着张显们的团伙。

在这个链条上，两个人的存在使得这个故事变得更加黑色。

一个是李博（化名），他负责联系肾脏受体，也就是黄守义。李博曾是一位尿毒症患者，十年前做了换肾手术，手术非常成功。在手术失败后，李博先后两次退回了从黄家挣得的钱；在他和陆文英的微信对话里，他一直表示和黄家人站在一起，称其他中介是“他们”。

他向陆文英解释，他知道尿毒症有多痛苦，自己原本只是想做好事，但没想到搞砸了。但向黄守义隐瞒配型结果的那个人，是他。

另一个是薛山。他在十几年前卖掉了一个肾，这也成为他现身说法的资本，在张显明确表示不愿意的时候，他掀开了自己的衣服，告诉张显：“你看看我的肾，也被卖了，现在什么事都没有。”

在这场地下买卖里，所有人都被吞噬了。黄守义去世；张显健康被蚕食；李博和薛山等人将等来他们的审判。

器官来源的匮乏

谈到器官移植时，中国移植器官的供需问题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地下器官买卖猖獗与器官来源少不无关系。

有数据表明，2015年，中国成功完成肝脏移植2000多例、肾移植5367例，但当年肝脏移植需求者新增4000多人，肾脏移植需求者新增了1万多人，供需差距进一步扩大。仅肝脏移植就有500多人同时在同一家医院等待，肾脏移植有2000多人在同一家医院等待。截至2015年末，系统上肝脏移植有2000多人在排队，肾脏移植有2万多人在排队。

（换肾手术后所留下的刀口）

在我们的稿件发布后，有人提出异议，称黄守义的困境只是孤例，“以北京地区为例，肾源就比较充裕”。

后来，我通过业内人士和尿毒症患者了解到，在区域和医院间，确实存在排队时间长短的差异。个例中不乏运气成分，但区域和医院间器官分配不均的问题也显露出来。

业内人士反映，这与地区间医疗资源分布和器官捐献数量有关。在178家有器官移植资格的医院中，北京有20所；相比之下，黑龙江、安徽等省不超过2所。地区和医院间，获取捐献的器官数量也存在极大的差距，比如广东捐赠一度达到4000多例，而河北仅有数十例。从地理范围的角度来看，器官分配系统在分配时，优先考虑分配给本院患者，其次是同一区域内的其他医院能与器官匹配的患者，如果在同一区域仍旧没有合适的患者，系统才会从全国的患者中找寻匹配者。

然而，地区间的差异并非意味着器官的“充裕”。全国范围内，苦等数年而不得的人比比皆是。

在肾移植贴吧中，关于肾源的等待和错过每天都在发生。

但黄守义已经没有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