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佳莹夺英国皇家爱乐协会大奖台媒：70年来台湾第一人

28岁台湾新锐作曲家林佳莹（图片来自台湾“中央社”网站）

7月18日报道台媒称，28岁台湾新锐作曲家林佳莹7月11日荣获2018年英国皇家爱乐协会作曲大奖，是这个奖项自1948年设立至今70年来第一位台湾得主，深具意义。

据台湾“中央社”7月12日报道，皇家爱乐协会网站7月11日宣布，林佳莹由知名作曲家陈银淑及两位英籍作曲大师自众多高度竞争的作品中选出，夺下皇家爱乐协会作曲大奖。她同时获得爱乐管弦乐团的委托创作与奖金。

值得瞩目的是，林佳莹的创作成果将于2019年夏季，搬上伦敦南岸中心的皇家节庆厅，由爱乐管弦乐团进行世界首演。

林佳莹的作品自2015年起荣获多项国际作曲大奖肯定。

报道称，这项大奖2018年有7位得主，都是28岁或更年轻的20几岁作曲家。

皇家爱乐协会1813年在伦敦创立，至今超过200年历史，最具代表性的事迹是贝多芬第9号交响曲《合唱》是由皇家爱乐协会在1817年委托创作的。

皇家爱乐协会表示，皇家爱乐协会表彰音乐艺术才能的最高水平与卓越性。协会的认可是对精湛音乐成就的保证。

报道称，林佳莹荣获具有国际声誉的皇家爱乐协会作曲奖，显示国际乐坛对台湾年轻作曲家创作的肯定。她表示，对于获奖感到非常荣幸，也相当期待能替爱乐管弦乐团创作，并于2019年首演。

【延伸阅读】“仗剑走天涯”！这对自驾环游世界的夫妻让梦想成为现实

7月16日报道德国之声中文网7月13日刊登题为《家在车里，心在远方》的文章，作者为王凡，文章摘编如下：

很多人“都梦想仗剑走天涯”，而他们让梦想成为现实：从威海开着一辆五菱，退休的黄黎黎带着老婆自驾横穿欧洲大陆。出于节省开销和旅行方便考虑，两人一路上吃住都在车后座，却说这一切“没有难度”，遇到“一路好人”。

退休的黄黎黎带着老婆自驾横穿欧洲大陆（图片来自德国之声中文网）

“人都有老的时候，都有那一天：不能动了、浑身插满管子、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个时候回想起来，我曾经自己开车去欧洲跑了这么一趟，知足了，不留遗憾。”65岁的黄黎黎在讲到他和妻子孙政的这趟旅行时这样说。

他们从山东威海出发，乘轮渡到大连，从大连开车2000公里到满洲里，进入俄罗斯。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一路开车到莫斯科、圣彼得堡，然后向北，途经北极圈以北一个叫摩尔曼斯克“很冷很冷的地方”。返回维堡后从那里过境到芬兰。他们在赫尔辛基上船经16小时的航渡来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从瑞典去了奥斯陆、哥本哈根，再坐轮渡到德国汉堡，然后驾车去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法国加来。从加来又坐轮渡，穿过英吉利海峡，到伦敦。

“伦敦的大本钟是我们此行的折返点，从那里我们算是踏上回程。”黄黎黎说。

刚好赶在世界杯期间来到俄罗斯（图片来自德国之声中文网）

在6月底接受采访时，两人已经在路上跑了一个半月，在德国南部纽伦堡一个休息区，准备出发去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奥斯维辛、克拉科夫、华沙、波罗的海三国。而半个月后世界杯决赛的周末，他们已经在叶卡捷琳堡附近的欧亚分界线、“回家的路上”。

“再不走，就走不动了”

黄黎黎已经65岁了，退休前是山东威海的一名法官。被问到为何会选择自己驾车跑这么远，他爽朗地表示，再不走，就走不动了。“如果我今年不来欧洲，明年可能就走不动了——没有那个身体或者劲头了。这样就永远失之交臂了。所以有想法的话，就完成它，这样才对得起自己。”

他还提到另一个原因：太太孙政的身体。孙政在3年前查出乳腺癌，做了手术、化疗。“得病后不能闲着，越闲着越不好。她手术后不久，我们就去了趟西藏，那是我们第一次开车走那么远。结果回来发现她的各种指标很好。我们觉得，旅游应该是对健康有好处的，所以就决定多走走。”

“旅行就是这样：去的时候挺忐忑，回来够想20年。”就这样，两人开始了这趟“说走就走”的旅行。随车带着两辆自行车，每到城市里，就把车停下，骑着单车大街小巷地逛，“每一天都是新鲜的”。

吃住在车里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出国旅游越来越常见。欧洲大小城市，都少不了中国旅行团的身影。不过像黄黎黎和孙政这样自驾旅行的还是少数，更特别的是：全程两人吃、住几乎都在车里解决。

两人在车里睡觉的地方（图片来自德国之声中文网）

他们说，在国外临时找旅馆不容易，提前订的话时间不灵活，而且住宿“很贵”，会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为了避免这些问题，我们决定在车里住”。

黄先生说，发现德国这边房车很多，“大概德国人也有这个体会”。他说，迄今住在车里没有遇到过不安全或不正常的情况。通常，很多人在高速公路服务区休息，不会是就一两辆车，而且车与车之间也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更应注意的是行驶安全，长途驾驶一定要注意休息”。

吃饭也在车里解决（图片来自德国之声中文网）

除了住在车里外，吃饭的问题也可以在车里解决。他们随车带着大米、电饭锅，在当地超市买菜，在车里煮。“特别”装备就是加装了一个电瓶和一个把12伏转为220伏的逆变器。

这样一来，固定花销就变得很低。他们说，油费迄今大概花了一万多元，而住宿基本不花钱，吃也主要在车里。其他的花销主要是景点。“此行我们原本的预算是一人三万元，现在看起来用不了那么多”。

“想起来有难度，做起来没难度”

接受采访时，黄黎黎强调最多的就是“没有难度”。尽管语言不通、全程都他一人开车，但他说，一路遇到好人，“问什么，都有人帮忙，有人亲自给我们带路”。他说，“刚刚我们停车，旁边来了（德国）警察，要看护照，看完非常感动，还和我们拍照。很多人对我们很好奇，觉得这一切不可思议。”

他们也点评了欧洲的基础设施，表示德国、法国的高速公路最好，北欧也不错，同时吐槽了英国，左向行驶需要适应不说，那里很多服务区“什么都没有、连卫生间都没有”，这样一来洗漱自然成问题。其次就是上厕所要提前做好准备，看好哪里可以“方便”。

通常，两人刷牙、洗脸都在服务区解决。遇到不给力的英国服务区，只能想办法提前接水，然后自己接着盆洗。洗澡则要困难一些，毕竟只有部分服务区能洗澡。“在德国、法国，可以洗澡的服务区比较普遍，其他地方差一点。这边是3欧元（约合人民币23元——本网注），俄罗斯是150卢布（约合人民币16元——本网注）”，黄黎黎说，“不过，确实不太方便，有时几天找不到一个可以洗澡的地方。”他们表示，旅行期间有过住旅店的经历，就是因为特别想洗澡了。

汽车顶架上绑着两辆自行车，每到城市里就可以骑着单车出行（图片来自德国之声中文网）

走了几万公里，两人表示最大困难还是语言问题。他们沟通一般用手机翻译软件，但是很多时候翻译得不对、不准确。黄黎黎举例说，他的车尾号是6360，车出境被视为货物，也要办货物出口手续。而在俄罗斯，因为当地人员无法确认最后一位是数字0还是字母O，耽搁很久，“薄薄一层窗户纸，却要花好大力气才能捅破”。

不过，他也强调，只要走出去，这些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困难。“以前我也觉得不容易，现在发现没什么不可能的。归纳起来：想起来有难度，做起来没难度。”

人们大概都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然而真正能够做到的，又有几人呢？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目前仍跑在俄罗斯高速公路上的这两位并不年轻的旅行者，愿与大家共勉：“有机会、有时间的时候，就去创造条件，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一个亮点”。（文/王凡）

【延伸阅读】华裔电影人出资打捞二战日本运俘船揭秘英军战俘遇难记

“里斯本丸”号素描（图片版权归方励本人所有）

7月4日报道英国广播公司7月3日刊登题为《800余名英军战俘遇难记：华裔电影人为何出资打捞二战日本运俘船》的文章，以下为文章摘要：

1942年9月27日，一艘搭载1816名在香港被俘的英军战俘的日军运俘船“里斯本丸”号离开香港深水埗码头。4天后，这艘运俘船在中国舟山被美军发射的鱼雷击中船尾下沉，828名英军战俘遇难。这是二战后期发生在中国的一出惨剧，却鲜为人知。

2018年，美籍华裔制片人方励出资记录遇难者的后人，打捞“里斯本丸”号。这一举动在英国引起争论。是什么让方励做出这一决定？他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什么？以下是方励独家撰写的手记（以方励为第一人称叙述）。

2018年二月，方励一行赴英寻找“里斯本丸”号遇难者后人。（图片版权归方励本人所有）

五年前，在拍摄电影《后会无期》时，我从东极岛渔民的口中第一次听说“里斯本丸”这个名字。渔民们告诉我，“里斯本丸”是一艘二战时期的日本沉船，就沉在东极岛附近，随船一起沉下去的还有八百多名英军战俘。我深受震撼，不敢相信脚下这片海域里竟埋葬着那么多年轻的生命。如此大的一桩惨案，死亡人数超过“泰坦尼克”号的一半，可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从那时起，“里斯本丸”就成了我放不下的一个故事。五年多的时间里，我收集到越来越多与该事件有关的细节：1834名英国战俘被日军关押在船上的三个船舱里，船舱里拥挤闷热，战俘们大多身患痢疾、白喉等疾病，健康状况岌岌可危。当船被鱼雷击中下沉时，日军用木板和帆布钉死船舱，弃船逃跑。战俘们想尽办法捅开船舱，逃出的人，有的被周围巡航的日本船开枪打死，有的不会游泳而被淹死，有的随着翻滚的洋流消失在大洋深处……没逃出的人，跟着船一起沉入了海底。根据幸存者的回忆，在“里斯本丸”号沉没的瞬间，他们还听到了船舱底部传来的，死亡最后一刻的战友们唱起的思乡的战歌。

76年，828个亡魂

99岁的丹尼斯·莫利是“里斯本丸”事件中生还的唯一在世的英军战俘。（图片版权归方励本人所有）

828个冤魂，在水底静默了76年，远离故土，死不瞑目。这五年里我在舟山海域做了两次海洋探测，每次站在甲板上，想到脚下三十米处就散布着这些年轻战士的遗骸，我觉得自己离他们那么近。那一个个陌生的面孔都跟我有了联系，我了解了他们，认识了他们，也无法再放下他们。

2017年，我在舟山岛的第二次调研结束之后，一位英国记者被这个故事吸引，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进行了报道。不久，我收到一封英国女士阿曼达写来的邮件，说她的爷爷蒙塔古·安格利斯泰就死在那艘船上，我赶紧和她打了一通越洋电话。一个半小时的通话里，阿曼达数度哽咽，向我讲起她去世的爷爷和当时只有七岁的父亲。她说爷爷的墓到现在依然空着，她们全家都希望能找到爷爷的遗骸，为他进行体面的埋葬。2018年2月，我和范铭导演一起在伦敦见到了阿曼达，她对爷爷那份深沉的怀念，使我和范铭导演都深深震动。我们觉得，是时候让这个故事被世人知晓了。

两次海洋探测中得到的“里斯本丸”沉船位置声纳图（图片版权归方励本人所有）

四月，我们的摄制组再次抵达英国，正式开启了寻访“里斯本丸”遇难者后人之旅。我们有幸见到了已经99岁的丹尼斯·莫利先生，他是“里斯本丸”事件中生还的唯一在世的英军战俘。四个小时的交谈，老先生毫无倦意地回忆叙述了他亲历的香港保卫战，九龙阵地被日军攻陷时的侥幸逃脱，“里斯本丸”被美军潜艇“鲈鱼号”鱼雷击中时的巨大声响，1800多英军战俘被日军钉死舱门关押底舱的暴行，沉没前夕的舱内恐慌，最后一刻战俘突围的壮举，日军对突围战俘和落水战俘的疯狂屠杀扫射，中国渔民抢救落水英军的义举，他本人幸运逃生的传奇经历……

我们被莫利先生的讲述带回到1942年10月2日那个恐怖的清晨，老先生自己却格外平静和乐观，他说：“我的心里没有任何仇恨，发生的事都已经发生了，我们为什么要活在过去呢？”

英国士兵最后的家书

理查德·彭尼从香港深水埠战俘营写给五岁弟弟的信，全部使用大写字母，内容是希望弟弟长大好照顾母亲。（图片版权归方励本人所有）

这一路上我们不仅听到血淋淋的杀戮事实，也听到生死关头的大爱与温情。在西萨塞克斯郡，我们与肯·彭尼和西蒙·彭尼两兄弟见面，当两兄弟拿出那张他们的父亲杰拉德·彭尼去世前长期随身放在自己钱包里的小纸条时，我被震撼，眼睛湿润了……

这是他们当年22岁的大伯理查德·彭尼在被送上死亡之船“里斯本丸”前夕，在香港深水埗战俘营里写给两兄弟的父亲的最后一封信：22岁的长兄在可能遭遇莫测的最后时刻托付自己5岁小弟，希望他长大后能照顾母亲，撑起这个家庭。这封短短十几个字母，全部由大写字母写成的信，可能无法让5岁的小弟尽快读懂，但其中饱含的遗憾、不舍和期许，却让我泪流不止。杰拉德·彭尼成年后将这封短信纸片存放在自己随身的钱包几十年里直到去世，还将自己大儿子的名字取为肯·理查德·彭尼来纪念自己的大哥。

这次采访和拍摄，让我如同经历一场战争。太多令人心碎，震撼，感动的瞬间，都被摄制组用相机记录下来。“里斯本丸”的故事必须要被讲出来，而且就是现在，就是此刻，我相信没有更好的时候来完成这个故事了。这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给逝去的828个年轻生命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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