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中国教育科研发展故事

李吉林和孩子们进行情景教育

成尚荣和青年老师互动

孙孔懿在新书发布会现场

科教兴国,科研兴教。教育科学研究,既是教育工作的一部分,也是科学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它既发挥着服务教育决策和指导实践的作用,也发挥着繁荣科学研究的重要作用。1977年中共中央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和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为中国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促进了教育科研的重建和发展,迎来了发展的春天,让身处其中的教育科研工作者的激情也被点燃。

改革开放40年的纪念、庆祝活动,首先是感恩节——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感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也是文化回忆节——40年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胚胎;更是我国深化改革的又一次出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行。作为一名教育科研工作者,亲身经历了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进程,我深深感到中国教育科研的浪花在改革的大潮中激荡起来了。特以我亲历的故事,向改革开放40年致敬。▲故事一

扎根中国大地:李吉林创立的中国式情境教育走向世界

1983年,邓小平给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为我国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在“三个面向”方针的指引下,全国教育界开展了理论研究和各种实验研究。

我做过小学教师,李吉林老师是我的同事,也是我教育科研的引路人。我清清楚楚地记得,40年前,李吉林从被下放的农村回到她工作了20年的学校———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小时,她遇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把丢失的时间抢回来。”她还说:“我要克服一个女人的弱点。”于是,她立即“全副武装”,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改革的浪潮中去了。

工作中,李吉林特别关注课堂教学。何为教学?学习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她以在经验里长出来的理论敏锐性,把自己研究的根扎在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里,汲取丰富的营养。她发现儿童的认知不应只在符号世界里发生,更应该回到生活情境中去,学习只有发生在情境里,才有真正的学习,情境在符号世界与生活世界间搭起了桥梁。于是,一个概念在她脑海里浮现:情境教学。情境教学让儿童学得快乐、学得高效。紧接着,她思考的问题是,任何教学都有教育性,情境教学应该推及到教育中,于是,另一个概念又呈现在行动上:情境教育。到这里,她的研究还没有停止,因为无论教学还是教育都必须有个载体:课程。有了课程改革才能从深层次上推动教学、教育改革,这就是情境课程,她又建构起了情境课程体系,让情境教学、情境教育有了落脚的地方。后来,研究不断深化,李吉林把改革试验聚焦于儿童学习上,探索儿童情境学习范式,又在脑科学指导下向深处进一步探索。

在研究中,她一步一步走来,一个一个浪头扑来,没有句号,只有逗号,还有省略号。她用了两个比喻,“我是一个竞走运动员,又是一个跳高运动员。”其意不言而喻。众人问她孜孜以求的研究动力来自哪里?她说,来自儿童,来自对儿童真心的爱。“我,就是一个长大的儿童。”“为儿童研究儿童。”这是她对教育研究的内心表白。40年过去了,她研究、创立的中国情境教育,以及中国儿童情境学习范式,成为发展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荣获了国家首届基础教育教学改革成果特等奖;她的著作被德国出版社购买,被译成英文、德文,为外国教育学界和老师们所学习、借鉴;在国际研讨会上,情境教育理论被称为回应世界教育改革的中国智慧,她被誉为儿童教育家。

近段时间,李吉林与我多次联系,探讨的话题只有一个:“我们该用什么来纪念、庆祝改革开放40年。”我明白,在她心里,是改革开放点燃了她。点燃就是唤醒,就是激活,就是解放。40年来,她的教育研究、实验,走的是创新之路,探索的是育人之道。李吉林告诉我:我们要永远扎根中国大地,在改革开放推动下前行,与伟大的时代同呼吸,向着新时代中国梦实现的方向永不止步。

是啊,伟大时代的伟大点燃,让教育科研事业燃烧起来,让一名普通小学教师的生命燃烧起来,那么精彩,那么神圣,如她为小学语文教材开发的第一课“我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那样辉煌。▲故事二

国际视野、世界格局:孙孔懿建构了“苏霍姆林斯基教育学”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提出,教育现象中虽含有上层建筑的因素,但不能说教育就是上层建筑。他的讲话引起了我国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我国教育工作者也开始系统研究国外的教育思想。之后,前苏联的赞科夫、苏霍姆林斯基,美国的布鲁纳、布卢姆,及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等国外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开始被我国教育工作者所关注。

孙孔懿是我江苏省教科院的同事,他就是在改革开放40年里成长起来、在教育科研的沃土里辛勤耕耘的教育科研工作者。多年来著有《素质教育论》《学校特色论》《教育失误论》《教育时间学》《论教育家》《教育像什么》等教育专著。近日,他的两部著作《苏霍姆林斯基评传》《苏霍姆林斯基教育学说》又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

而在30多年前,孔懿也是一名普通教师。当时我在江苏省教育厅基教办工作。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孔懿给我写过一封信,如今虽然信已遗失,但内容我还记得,大致意思是,他认为教育要探索规律,为此必须进行教育科学研究。他自己对教科研有浓厚的兴趣,也有一定的基础,请我给他支持和机会。我在回信中认同了他的观点,鼓励他继续研究,并有机会请他参加一些研究工作。后来,孔懿被调到了江苏省教科所,专门进行科研工作,承担素质教育的课题研究。孔懿来南京后,我去看望过他,他告诉我说,他一直保留着我给他的回信,值得纪念。我调至江苏省教科所工作后,与孔懿在一起,联系得更多了,他像一位勤劳的农民,幸福地躬耕在教育科研的田野里。

回想这段经历,首先冲撞我内心的,是改革开放的潮流。改革开放初期,中央要求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加快优秀人才培养,省级教科所复建,教科研事业从边缘地带走向中心,承担繁荣教育科学,服务中小学发展的重任。是改革开放点燃了教科研事业,也点燃了教科研工作者的灵魂,给了像孔懿这样的教育科研工作者一个出彩的机会。

孔懿,这颗思想的火种被点燃后,开始激情燃烧起来了,而且越燃越旺。进入千禧之年后,孔懿把研究重点放在苏霍姆林斯基研究上,他阅读了苏霍姆林斯基的所有著作,又去乌克兰实地考察,用“关键词+体系研究”的范式,全面梳理,合理整合,科学概括,准确提炼,形成了苏霍姆林斯基教育学。苏霍姆林斯基过去有50多本著作,却没有一部题为“教育学”的。孔懿让苏霍姆林斯基教育学得以体系化呈现,更加结构化、立体化,体现了“苏味”,引发了国外教育理论界的关注。在近日首发式暨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研讨会上,业内人士高度赞扬孔懿的国际视野、全球胸怀,也赞美中国教育科研工作者的理论勇气、文化自信、学术功底和研究品格。

孔懿,把自己的双手放在教育科研的舵轮上,双眼瞭望着世界教育改革的风云,凝视着世界教育理论的前沿,表达了一个中国教育科研者的视野、胸怀与责任威、使命感。他还代表着一代人,他身上折射出中国教育科研工作者被点燃后,挺起的信念脊梁。他们成了改革开放大潮中,百舸争流里的那艘向着大洋彼岸驶去的航船,向世界讲述中国教育科研工作者的信念故事。▲故事三

把整个心灵献给儿童:站在儿童立场上,我直起了教育的身板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提出要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明确了教育改革的目标、思路和措施,对教育科研提出了新要求,明确提出“教育体制改革要总结我们自己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同时也要注意借鉴国外发展教育事业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上个世纪末,我调至江苏省教科所担任所长。起初,我是不乐意的,因为离开了行政部门,貌似被“冷落”了。有人开玩笑地说,“你就在那儿度过自己的余生吧。”这话曾让我黯然神伤。但是,后来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的改革宗旨点燃了我。于是,我振作起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课改研究之中,整个生命便热血沸腾起来了。

课改让我把目光投向儿童。“儿童究竟怎么在生活,究竟怎么在学习,他们成长得好吗?他们有什么样的心愿?”这些问题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在不断的研究实践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儿童是教师的“熟悉的陌生者”。教育人若不懂儿童,教育教学就会常常走在黑洞之中,往往是无效的,是失败的。假若教育改革不回到儿童身上,教育一定会盲目,一定会丢失其价值。于是,一个念头一下子占据了我的心头———儿童立场。因为,所谓教育立场,是最根本的价值尺度,既是最初的出发点,又是最终的归宿,而教育的立场当然是儿童立场。

我站在儿童立场上,用回到儿童原来的意义上去,回到儿童完整的生活世界中去,回到儿童的最伟大之处去,回到儿童的学习、工作、生活上去的方式,形成了儿童研究的基本路径,用价值观察的方式,认识、发现当下的儿童,把儿童研究认作教师发展的“第一专业”。

儿童立场,让我直起身来,让我瞭望四周。我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聚焦在儿童发展上,把着眼点置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上。儿童研究,让我知道了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在不断长大,但是眼睛没有长大;在慢慢变老,但心没有变老。儿童发展燃起了火炬,中华民族就有了信念,有了力量,有了希望。

最近,我的新书《成尚荣教育文丛》(一共九卷)出版了。文丛犹如儿童馈赠给我的礼物,我又以儿童的名义将礼物献给改革开放这个伟大的时代。

(作者系国家督学、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原所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