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电影节是否生下来就如此神圣(5)

　　从二战后国际电影节复兴，到1968年戛纳风波(编者注：1968年法国爆发五月风暴，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群众运动影响下，包括路易-马勒、特吕弗、戈达尔等法国电影先锋派人士纷纷参与到示威游行队伍中，后组委会取消竞赛评选，当年电影节就此中断)，构成了国际电影节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电影节被刚刚从战争中恢复过来的欧洲国家视为彰显自身文化地位的竞技场。各家电影节一律实行官方推片制，由会员国家的官方电影机构或产业协会推荐代表本国参赛的影片。比如戛纳电影节1946年重开，组委会邀请了19个国家参加，发奖就是分猪肉，几乎见者有份。后来为了省事，戛纳干脆按照各个国家的电影产能来分配入围比例。所以那时候的电影节就跟奥运会差不多，是国家实力在电影上的一种竞争。连FIAPF也承担了一定的外交职能，说是要促进各国的沟通和友谊，规定电影节上不可以放映对成员国形象有损的影片。这样一来，各国官方不仅有权决定本国的选送片，还盯着别国的选送片，看是否抹黑了本国。这就产生了很多外交争端，像苏联抗议瑞士片，美国抵制日本片，三天两头屡见不鲜。比如戛纳因为拒绝了某部西德片，西德就报复封杀了阿伦-雷乃的《夜与雾》。

　　各个国家的电影官方机构到电影节搞公关活动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风气，这在今天仍很常见，中国人也加入了这个游戏。尤其是在戛纳，那是各国电影当局官推的中心舞台，奢华派对和晚宴在电影节期间从不间断，买单的都是官方机构。

　　FIAPF的另一个重要职能是协调电影节的举办时间，这是电影节能否成功的关键。戛纳在这方面一贯强势，在它选定四月底五月初后，柏林就不得不从原定的六月挪走，不能跟在戛纳后面，又不能离后面的威尼斯太近。柏林电影节的时间改来改去，七十年代末改到冬天，一开始是二月底三月初，戛纳还是觉得太近，和FIAPF一起施加压力，迫使柏林改到了更寒冷的二月初。

　　1968年的戛纳示威事件加上后来的威尼斯风波，令欧洲电影节的格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影节风波是整个西方世界政治气候转向的后果，也蕴含着它内部求变的自身诉求。戛纳电影节作为欧洲电影节的一面旗帜，在这段时期先后推出三大举措，深刻地影响了所有电影节。

　　其一，是引入平行单元。1969年“导演双周”单元创立，为很多不适合主竞赛单元的影片提供了去处。事实上由法国导演协会发起的“导演双周”并非戛纳最早的平行单元，最早的是1962年由法国影评人协会创办的“影评人周”，以拔擢新人导演为使命。1978年，吉尔-雅各布创办了官方的平行单元“一种关注”。戛纳电影节会为非官方的平行单元也提供支持，包括办公的场地和一些资金上的帮助。戛纳明白，主竞赛单元的容量是有限的，平行单元并不会对主竞赛单元构成冲击，相反，它们会将更多的好电影和优秀电影人带到戛纳。只要电影是在戛纳放的，戛纳电影节就是赢家。

　　其二，是将推片制改为选片制。1972年，戛纳电影节率先废除了由各个国家的推片委员会推荐竞赛片的做法，电影节主席和艺术总监拥有了对入围影片的最终决定权，触角遍布全球的选片人网络开始建立。从那以后，电影节的奥运气质被淡化，电影节不再强调电影来自的国家，而是重视它的导演，这种变化一方面要归结于大的政治风向的转变，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再是人们关心的头等大事。其次也是“作者论”的胜利，导演作为艺术家的地位获得了认可，那么电影节应当为电影艺术本身的发展保驾护航，成为业内共识。此外，国际合拍片越来越多，影片国籍也变得难以定义了。无论如何，选片人的主动出击，让电影节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深入和广泛，从前是会议桌上的谈判和杯葛，之后则是看谁在什么新兴国家发掘了哪个未来的大师。电影节的发掘功能当然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比如说戛纳维护了遭到本国电影产业放逐的奥逊-威尔斯和路易-布努埃尔，又让来自印度的萨蒂亚吉-雷伊举世闻名，而威尼斯更是让世人认识了日本电影和黑泽明。不过，只有在选片人制度发扬之后，对边缘国家新兴电影的推举才成为电影节的日常任务。拉美电影在七十年代崛起，台湾、大陆、韩国、伊朗电影在八、九十年代扬名国际，都是欧洲电影节制度改革的直接受惠者。